陆舜教授：众所周知，十多年前已经开展了肺癌靶向治疗相关研究。靶向治疗大体可以分为靶向驱动基因和包括抗肿瘤血管生成在内的微环境两大类。在驱动基因靶向治疗方面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驱动基因开展研究：一、EGFR，EGFR通路相关研究进行最早，到目前为此已经开展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多，也开创了肺癌个体化治疗的新时代。IPASS研究的问世首次提示，针对EGFR突变研发的相应抑制剂优于化疗。后来，关于EGFR通路的研究层出不穷，已经从最初一线治疗发展到耐药后治疗。2016世界肺癌大会已经顺利圆满落幕，大会上公布的针对EGFR通路的三代抑制剂奥希替尼与化疗头对头比较的研究数据显示，EGFR耐药后奥希替尼较化疗疗效更好，改变了目前的标准治疗模式。二、ALK，ALK通路研究基本沿用了EGFR的模式，从最初对复治ALK突变患者有效到初治ALK突变患者的一线治疗，患者获益越来越多。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PROFILE 1014研究数据显示，ALK抑制剂较化疗疗效更显著。今年ASCO也报道了一项通过中国学者共同努力完成的PROFILE 1029研究的数据，进一步证实针对东亚ALK阳性患者采用克唑替尼优于标准化疗。此外，针对ALK通路的研究还证实，脑转移患者采用ALK抑制剂优于化疗，肺癌脑转移领域EGFR通路相关研究结果与ALK通路相似。例如，今年由吴一龙院长牵头的CTONG 1201（BRAIN ）研究也证实了针对3个以上脑转移患者，选择国产EGFR TKI埃克替尼疗效优于全脑放疗（WBRT）。三、ROS1，ROS1通路沿用的原理与EGFR、ALK通路相似。美国研究数据显示50例患者PFS可以达到19多个月。今年ASCO会议的Poster discussion上，由中国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数据证实，ROS1抑制剂可以使患者的PFS生存期达到13个月。四、其它针对BRAF、C-MET， MET exon14-skipping突变等靶点的早期临床试验均显示了较好效果，相关研究药物正在等待美国FDA批准。在肺癌靶向治疗领域，通过了解新驱动基因通路能够研发对应的新靶向药物，新药物出现耐药后还可以进一步开展相应的二代、三代抑制剂研究，前景非常广阔。另外，针对肿瘤微环境，包括对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的研发也有一定进展，从最初的贝伐珠单抗到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成效不可以忽视。今年报告的Ⅱ期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同样证实，呋喹替尼比安慰剂更有效。现在中国500多例患者的Ⅲ期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呋喹替尼的疗效值得期待。总体来看，越来越多新的靶点经检测发现，带动了对应的新靶点药物的研发。肿瘤微环境领域也将有新药物出现以协同提高化疗和单药的疗效。

 

　　陆舜教授：肺癌预后及预测生物标志物即预后因子和预测分子。由于预后因子不受治疗手段干预，目前侧重于对预测分子的关注，预测因子经检测发现后可以选择相应药物治疗。第一个预测因子是驱动基因， EGFR、ALK、ROS1、 BRAF、C-MET、HER2、PI3K等靶点相继问世，并开展了相关药物研发，部分靶点药物已经得到FDA批准，部分靶点药物仍处于研究阶段。近几年，免疫治疗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且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免疫治疗相关标志物研究围绕着PD-1/PD-L1表达水平进行。今年在ESMO发表了两项免疫治疗相关标志物的研究，结果冰火两重天，BMS研究显示阴性结果，而MSD呈阳性结果，主要原因可能是MSD选择PD-L1高表达（≥50%）的强阳性患者。因此，PD-L1作为预测指标在免疫治疗领域有一定效果，但目前还不尽如人意，针对INS等其他免疫预测指标的相关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陆舜教授：目前，靶向药物耐药机制主要分为原发耐药和继发耐药两类。其中，有明确耐药机制的继发耐药分为三大类。第一、在同一通路发生二次突变，即耐药突变。如针对EGFR产生的T790M 突变，采用AZD9291治疗后产生C797S突变，即依赖于原来驱动基因产生的二次突变。第二、驱动基因以外的旁路突变。例如EGFR突变经治疗耐药后产生C-MET突变，针对该类患者选择联合靶向治疗能够获益。第三、表型转化，如非小细胞肺癌经治疗后EMT转化成小细胞肺癌。

 

 

　　陆舜教授：现在应重点关注免疫治疗进展。纵观肺癌治疗发展史，30年前开始化疗领域的相关研究，10年前开展靶向治疗领域的研究，近3年前才进行免疫治疗领域的研究。免疫治疗领域经FDA批准用于包括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在内的约十多个瘤种，均显示了较好疗效。免疫治疗是包括肺癌在内的实体肿瘤治疗的未来，其高效低毒的特性给包括肺癌在内的肿瘤患者带来总生存获益，已经超越了靶向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