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科达教授：该话题可分为国内和国际两部分进展进行阐述。此次大会“中国之声”环节，四位教授分别对我国乳腺癌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汇报。邵志敏教授汇报了中国研究者发起的已经在今年JAMA Oncology上发表的PATTERN临床研究与在Cell Research上发表的FUTURE研究，分别从早期和晚期角度体现了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治疗策略。其中，PATTERN研究在全球首次证实含铂方案（每周PCb*18次）在TNBC术后辅助治疗中的价值，并得到是阳性结果，5年DFS的绝对获益达到6.2%（86.5% vs 80.3%）。该试验设计之初受到入组时间的限制，对照组是当时标准的CEF*3-T*3方案，因此，无法与当前的标准方案EC*4-wP*12进行比较。但是两种方案都是可选策略。因此，对于有心脏风险、难以应用蒽环类药物或者存在gBRCA 1/2基因突变的可手术TNBC患者，wPCb是一种不错的辅助治疗选择。

徐兵河教授汇报了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优于拉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的PHOEBE临床研究，该研究首次将吡咯替尼与拉帕替尼进行头对头比较，奠定了吡咯替尼在中国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中的二线地位。但目前随着T-DM1的上市，吡咯替尼尚未与其头对头比较，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二线治疗仍存在一定疑问。不仅如此，NALA研究（来那替尼+卡培他滨对比 拉帕替尼+卡培他滨治疗经治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入组人群和PHOEBE研究的入组人群有一定重合性，NALA研究也证实了奈拉替尼优于拉帕替尼。奈拉替尼在中国上市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二三线治疗也有了新的选择。

王曦教授汇报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SYSUCC-001研究，该研究是继TNBC中辅助化疗联合卡培他滨的CBCSG-010研究和新辅助化疗后非pCR患者应用卡培他滨辅助进行强化的Create-X研究之后，又证实了TNBC标准辅助治疗之后，再辅助强化1年卡培他滨节拍化疗的良好疗效，为TNBC的辅助治疗添砖加瓦。但SYSUCC-001研究也只是证实了卡培他滨治疗的有效性，依然没有指出为什么有效。众所周知，TNBC是一组异质性疾病，目前化疗仍占主导地位，卡培他滨应用的本质是化疗强化，而不是因为卡培他滨对TNBC的潜在“靶点”有作用。因此，虽然在化疗占主导地位的当前情况下，这一结果令人鼓舞；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仍是探讨减毒、增效的三阴靶向方案，以提高TNBC患者的治疗疗效。

胡夕春教授汇报了晚期TNBC的GAP研究，该研究与CBCSG 006研究理念一脉相承，并证实白蛋白紫杉醇+顺铂较吉西他滨+顺铂一线治疗转移性TNBC患者，可以增加2.4个月的PFS。

国际进展方面，新辅助治疗领域著名临床研究—IMpassion 031研究提示对于PD-L1阳性的TNBC应用Atezolizumab联合白蛋白紫杉醇新辅助方案可以获得较高的pCR率，但是这种方案带来的pCR获益能否最终得到生存的改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也期待辅助阶段的相应临床试验，通过长期随访，得到DFS或iDFS甚至OS的获益，才有可能改变当今的临床实践。

今年的ESMO大会报道了辅助治疗领域的PALLAS和monarch E研究，两项研究有一定的一致性，均探索了CDK4/6抑制剂在早期HR+/HER2-乳腺癌患者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PALLAS研究应用palbociclib，得到的是阴性结果，而monarch E研究应用abemaciclib得到了阳性结果。为什么相似的试验设计却得出不同的试验结果呢？

首先，入组人群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monarch E研究中几乎都是高复发风险的患者，所有患者均为淋巴结阳性。其次，用药模式不同，monarch E研究中abemaciclib连续用药2年，而PALLAS研究采用palbociclib应用三周、停一周的用药模式。此外，两项研究患者的副反应不同，停药率也不同，最终结局也不尽相同。无论是治疗细节的处理导致疗效的差别还是药物本身疗效的差异，两项研究给了我们临床使用上应具有区别性的提示，期待未来更多的数据去证实不同CDK4/6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作用。

余科达教授：疫情期间，因为医院控流，门诊预约等管理措施，患者治疗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延迟，但是通过适当微调，让患者有条不紊的在疫情的状态下分批次的入院治疗，将治疗控制在合理的时间窗之内，是疫情防控过程中对患者进行常态化管理的常规步骤。此外，还有很多肿瘤患者是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回到当地医院进行随诊。因此，无论是当地医院还是患者在复查阶段也要遵守疫情管控要求，避免聚集，减少医源性播散。这几天青岛的医源性播散，就是一个警惕的例子。

此外，新冠大流行使得人们对于新冠疫苗高度关注，但是，当前真正有效的、经过III期临床试验验证的新冠疫苗，一个都没有！由于疫苗市场异常火热，如宫颈癌疫苗、流感疫苗等也均受到密切关注，很多乳腺癌患者对其也十分感兴趣。但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会用到免疫抑制剂（如环磷酰胺、地塞米松），使得患者化疗期间甚至化疗结束2～3个月之内身体免疫功能仍处在抑制状态。这种情况下即使应用了相关疫苗，由于不能激活身体的正常免疫反应，无法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有的疫苗是减毒活疫苗，在免疫抑制状态下应用可能起到高毒致病的结果。

余科达教授：其实在我临床实际工作中并不苛求对所有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均不进行保乳手术，如果患者有强烈的保乳需求并无其他危险因素，我可能尝试进行保乳手术。从科学角度去讲，NCCN指南一直都把乳腺癌基因易感性作为保乳手术的相对禁忌症，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显然不是非常良好的保乳手术candidate（候选人）。我将从以下三方面去论证。

第一，此类患者保乳术后的美观效果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多呈现多灶性或多中心性，会增加保乳手术的难度。为了保证病灶的完全切除，势必会影响保乳手术的美观效果。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对侧乳房病变的几率高，双侧乳房的手术对乳房对称性及美感均存在挑战。

第二，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同侧乳房复发率（IBTR）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诸多分析提示，随着样本量的扩大，随访时间的延长，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IBTR和全切后的局部复发率是存在差别的，保乳患者20年的IBTR约为20%～30%，即每年复发率为1%～1.5%，高于可接受的＜0.5%的年复发率。因此，即使保乳手术做的很漂亮，但不一定保得长久。

第三，患者要有好的生活质量。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会存在心理焦虑，从患者选择层面进行分析，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选择全切的比例会高于非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患者。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分子分型多呈现为TNBC，化疗仍然是采取TNBC常规系统治疗方式，因此，对未来再次化疗的焦虑也是影响患者选择保乳的原因之一。此外，也有数据表明gBRCA1/2突变的乳腺癌进行双侧附件或对侧乳房的切除，会对患者预后产生积极的影响，带来生存获益。

因此，从保乳术后的美观性、复发率、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这几点去作为反方辩论的论据，gBRCA1/2胚系致病突变携带者是不宜进行保乳手术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具体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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