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潮涌东方，昂首奋进。“第三届东方泌尿外科与男科学术会议”于8月3日在上海盛大开幕。“国家杰青”获得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罗俊航教授应邀带来了“局限性肾癌术后复发风险评估”的主题报告。会后，《肿瘤瞭望》有幸邀请罗教授，介绍和讨论了肾癌风险预测相关话题。
《肿瘤瞭望》：近期，您和研究团队在《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探索了局限性肾癌患者的术后风险。请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主要背景及其临床意义。
罗俊航教授：我们在《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发表的文章主要是探索局限性肾癌手术后出现复发转移的风险预测。国际权威NCCN肾癌指南建议“高危”局限性肾癌患者手术后可通过辅助靶向治疗降低复发率。在肾癌的辅助治疗研究中，尽量选择高复发风险的人群，这样可以更精准地定位获益的人群，并且减少不必要的辅助治疗。以往的肾癌辅助靶向治疗研究主要是基于UISS、SSIGN评分系统、TNM分期等一些临床病理指标及模型来预测的。
2019年发表在《临床肿瘤学杂志》（J Clin Oncol.）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UISS、TNM等临床病理指标和模型在局限性肾癌的预测准确率仅有55-60%。临床指标和模型预测准确度不高也是导致临床研究出现互相矛盾结论的原因之一。比如同样是舒尼替尼治疗高危肾癌的临床研究，ASSURE研究得到了阴性结果，而S-TRAC研究可以看到有统计学的差异。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目前临床预测模型的不精准而导致的。因此，我们建立分子预测模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目前基于临床病理指标的预测模型的不足，希望能找到更精准的生物标志物，更好地指导临床高危肾癌的辅助治疗。
《肿瘤瞭望》：今年ASCO大会上报告了CARMENA试验的亚组分析，本次OCUA会议上也将减瘤术作为辩题之一。您是如何看待中危mRCC患者选择减瘤术的？
罗俊航教授：减瘤术成为本次大会的辩题之一，恰好说明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目前还没有大家公认的结论，也就是我们临床经常讲的灰区地带。目前我们不能准确地说减瘤术联合靶向治疗和单独靶向治疗哪种方式更好。对于CARMENA研究中探讨的mRCC减瘤术和靶向治疗的临床争议问题，我认为需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首先，这项研究中大约入组了400例mRCC患者，这样的样本量还是不太足够反应真实世界情况的。只有在样本量足够大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进行更客观、更全面的亚组和分层分析。第二方面，这项研究两次报告的中期数据都是根据MSKCC或者IMDC评分进行分层分析，此外也进行了危险因素数量、转移病灶数量等简单的亚组分析，这些分析也是基于晚期肾癌靶向治疗常用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的。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借用转化医学的手段，引用一些新的分子标志物来辅助指导晚期肾癌患者选择靶向或减瘤性肾切除手术治疗。
《肿瘤瞭望》：您在研究中基于黄种人SNP建立的风险预测模型，是否也可作为mRCC患者选择减瘤术和靶向治疗的指导工具？接下来这项研究将会有哪些进一步的探索？
罗俊航教授：为了弥补临床病理指标的不足，我们在《柳叶刀肿瘤学》发表的研究中，通过对几百例中国局限性肾癌患者的44个SNP位点检测，发现了6个与黄种人局限性肾癌密切相关的6个SNP，并据此建立了一个预测模型。我们建立的SNP分子预测模型准确度达到74%，与临床病理指标结合的话则进一步达到81%。当然，这个SNP分子预测模型是针对Ⅰ-Ⅲ期的局限性肾癌患者的。
晚期/转移性肾癌的肿瘤异质性还是有所改变的，需要重新筛选热点SNP，建立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分子预测模型，当然我们的研究思路在mRCC患者中是可以借鉴参考的。不过，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应该是进行一些多中心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以进一步验证这项基于中国人群局限性肾癌的SNP分子预测模型。另外也需要针对这6个SNP的转录调控及分子信号通路做一些深入的基础医学研究，进一步明确其致癌机制。
专家简介
罗俊航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科研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精准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肾癌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首席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副理事长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机器人学组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系统肿瘤的精准诊疗；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腹腔镜手术等微创手术。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近5年作为通讯作者在Lancet Onc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Oncogene、Biomaterials、Carcinogenesis、Br J Cancer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著18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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